实际上到了万历朝这个时候，皇帝已经不太干涉科举题目的拟定了。

或者说得更详细一些，皇帝在名义上是殿试策问的出题人，但是万历朝的实际操作，是由内阁先拟定数道策题，随后让司礼监的秉笔太监送往皇帝面前选出一道作为最终考题，并密封送返内阁，然后在殿试当场再令宦官印刷出相应份数的试卷发往考生手中。

如果皇帝不想用内阁拟定的策题，而想上手亲自出题，那当然是没问题的，像儒学功底比较扎实的崇祯皇帝就是一直绕过内阁文官，亲自拟定策问题目的。

至于会试题目，那是毫无例外，向来是由主副考官拟定，皇帝一般不对此发表意见。

朱翊钧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，因为到了晚明，科举已经成为了一种标准化的流程测试，基本上就是官僚体系内部自动循环的一个环节。

这就好比现代的高考或者考公，真正关系到命题的是命题标准而不是命题人。

明朝的会试共分三场，第一场考“四书”义三道、“五经”义四道，第二场考论一首、判五条，诏、诰、表各一道，第三场考经史策五道。

其中考官最看重的，还是第一场的八股文，第二场与第三场的要求不高，只要文意通畅即可，相当于现代的附加题。

以朱翊钧这个现代人的儒学水平而言，在会试题目上最有能力插手或者发表修改意见的，理应是在于第二场的诏、诰、表，这一场的题目是要求士子模仿上位者的言行，写出相应的公文，一般都是汉表、唐诰、宋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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