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史上，苏轼和苏澈的官途之路并没有眼下这么顺利。

嘉佑二年，苏轼和苏澈登科及第之后，并没有留在京城等候吏部的派官，而是马不停蹄地赶回老家眉州，因为他们的母亲程氏去世了。

有宋一朝，凡是父母去世，官员一般都是要丁忧三年，苏轼和苏澈正是意气风发之时，却遭遇此事，不得不说也是天意难为啊！

等到嘉佑四年九月，苏轼和苏澈守孝之期满后，二人方才离开眉州老家，于次年二月抵达京城。三月，经过吏部筛选，苏轼被授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，苏辙被授予河南府渑（mian）池县主簿。

但是苏家两兄弟没有前去赴任，当然不是因为嫌弃官职小，而是因为朝廷在明年要举行一届制举，欧阳修知道后，便同天章阁侍制杨畋，一同举荐了苏家两兄弟参加这场意义非凡的考试。

与贡举不同，制举大约起源于唐太宗贞观年间，是朝廷选拔特殊人才而设立的特殊考试。

唐朝门阀势力还是很大的，所以有唐一朝制举非常兴盛，但到了宋朝，由于科举制的不断规划，作为补充的机制，制举的规模就越来越小了。

同贡举相比，其一，制举的举办时间不固定，贡举在宋仁宗登基以后，基本上是两年一届，而制举需要皇帝下诏才可进行。

其二，对应试者有身份限制，制举面向全天下的士子，而贡举仅限官员报名，而且必须有至少两位大臣的推荐才行，就好比现在的保送在职研究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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